中國兩會側寫:經濟撲朔迷離,政治明確緊縮 (中央社)今年「兩會」隨著中國全國人大今天閉幕宣告結束,「新質生產力」成為與會者朗朗上口的詞彙。
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 因此若干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的命運取決於習近平對技術的押注能否獲得回報,但特定行業如電動車等所獲致的進步,仍不足以彌補消費者信心下降、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負債累累造成的拖累。
中國南京大學外交政策學者朱鋒受訪表示,現在中國面臨來自其他大國更加根深蒂固的敵意,包括美國、日本和歐洲擔心失去就業機會和工業實力。」 新聞來源 分析:中國經濟低迷 習近平陷仍將東升西降迷思(中央社) 延伸閱讀 中國兩會落幕:強調「習核心」領導,對台持續推動和平統一,「新質生產力」成熱詞 中國官方熱捧「新質生產力」,西安科大火速成立研究中心,分析:習近平藉此規避制度改革急迫性 相較全國人大的雄心勃勃,中國底層百姓眼裡盡是經濟危機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他說,因此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激增——受益於大量政府補貼——可能會再次加劇貿易緊張局勢,經濟和外交壓力「這個對中國提出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挑戰」。貝克利表示,中國領導層的「信條似乎是『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會像以前那樣快,但我們將透過控制全球經濟的關鍵部分來獲得對貿易夥伴的更大影響力』」。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美國博欽(Perkins Coie)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合夥人齊默曼(James Zimmerman)表示,北京招致批評在於無法或無意採取修正行動解決當前經濟難題。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法學博士傅蔚剛表示:「面對益增的GDP差距,北京需要提振經濟成長,這可能意味著,當中國與美國和其他大國磋商吸引投資或其他經貿問題,北京將發覺本身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古典文學成為課本範文,往往失去脈絡背景,甚至因為無法掙脫語法習慣與譬喻系統,難以引發當下具體的感動
濟慈因此認為詩人的特質,「是一切又不是一切」,他(她)賞玩所如此,詩歌也不能理所當然視為作者本我的流露。也是在描摹個體中,體會更普遍的時代性。傅修延譯《濟慈書信集》) 這並不是說詩人就毋須追求真相,反而是不自作主張,不將自我主張強加於他人,隨時處於包容接收的狀態,因此「negative」並不能翻譯成「否定(的)」。一個下雨的午後,訓導組長掌摑一位高中生,誤以他講的臺語為日語,最後惱羞成怒,說出「臺語,日語,都一樣,全是些無恥亡國奴」。
世界向你挑戰,你避開它,轉向別一個世界。1819年9月的一封信中,濟慈以朋友Dilke為例,說到這個人是頑固的爭執者,對每件事都必得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濟慈認為: 強化才智(intellect)的唯一辦法,是不對事物進行個人的決斷――讓心靈成為所有思想的大道通衢,而不是選擇讓某些思想通過。
親身經歷這場語言衝突事件之後,詩人不再只是遠眺山風海雨了,也開始主動且冷靜地觀察人與人的關係,而且體認到,「藝術之力」除了來自大自然之美,原來「藝術之力」還來自於人世間:我已領悟了人世間一些可觸撫,可排斥,可鄙夷,可碰擊的現實,一些橫逆,衝突。詩人說我需要一個「完整的空虛」: 一個我能夠擁有的空虛,讓我思索,衡量,讓我回到本來那一點,無意志的自己,甚至也不熱衷,不好奇。但前提是,詩人若不能全身投入並充分體驗,延續時間長流中永遠不會消失的「過去」,那麼將無法在詩中企及這沒有個性的境界。詩人彷彿含藏有他人及其情感的胚芽(germs),可以追蹤他們的期待或可能產生的後果,以及命運變化、情感衝突。
絕對無趣的「ㄅㄆㄇㄈ」,收音機開始播放「嗨唷嗨唷」的民謠,課文說著下雪、梅花,或者大麥,不是水稻、芋頭、番薯。「Negative capability」出現在濟慈寫於1817年12月的信中: (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種品質使人有所成就,特別是在文學上,像莎士比亞就大大擁有這種品質——我的答案是 negative capability,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擁有能力停留在不確定的、神祕與疑惑的境地,而不急於求取事實與原委。我甚至覺得我也悲哀,也痛苦。」他不能理解,怎麼可能透過按部就班的推理(consequitive reasoning)、去排除許多異議,而判斷事情的真假。
詩人盡量刪減個性,不只是濟慈這樣說,楊牧也曾經引證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所說「藝術的感情沒有個性(impersonal)」。(〈寒雨〉) 楊牧紀錄片《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有/沒有,就像這個世界其他二分一樣,只能斷然切割,沒有轉折或退後的餘地。
當時21歲的濟慈,不懂希臘文,沒有歐洲古典文學的完整背景,但是當查普曼的譯文在彼此熱切的聲息中飄揚、鼓盪,濟慈說直到這一刻,我才「呼吸到那清純肅穆的空氣」: 我感覺如同一浩浩太空的凝望者 當一顆全新的星球泅入他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古典文學成為課本範文,往往失去脈絡背景,甚至因為無法掙脫語法習慣與譬喻系統,難以引發當下具體的感動。
一方面,詩人醒覺到五四以來的錯誤觀念,以西學方為救國良藥,或者根本沒有好好讀過古典,或者攀附流行風尚,成為偏頗虛偽的西方主義者。來自中國文人世家的馮老師,輾轉到了臺灣花蓮,以一種迷惑又困擾的語氣,問:「為甚麼要用日本的「憂患,飄泊,疏離,寂寞」,在神州以外,花蓮彷彿是個「異國」。而這回返或是轉向,正是詩人祈求的現實之外的「完整空虛」,讓我不一意孤行、不隨波逐流,也不標新立異。語言禁令劃設一條具有殺傷力的分隔線,聽到臺語、日語,讓馮老師感到被排擠在外,而只能講國語,則讓詩人因為失語而愧對聖稜線投射出的眼神。這裡需要的是同情的想像,而不是理智分析。但是,如果沒有這條分隔線呢?楊牧說「讓我回到本來那一點」,先放開對立,先緩解二分,不自作主張的「那一點」。
(〈愛美與反抗〉) 許多無法明說的因素輸入詩人的感知體系,占領身體與靈魂,啟發創作的行動,從此,詩人將自己導引入另外一段「新的光陰」。有個古老的比喻,將孜孜不倦的人比作蜜蜂築巢,但是濟慈認為人更應該是花朵而不是蜜蜂: 讓我們切莫急匆匆地亂竄,像蜜蜂那樣不耐煩地嗡嗡作響,在已經設定目標的認知範圍內四下尋覓。
受到這樣深廣的視野召喚,楊牧研析中國古典傳統、五四以降的新文學、臺灣超過 300年的詩史,同時也「發現」了外國文學。忽然間,詩人說: 我好像懂了,我懂為什麼馮老師那麼悲哀,痛苦。
這是參與現實,同時又具有超越性。在層層禁令包圍下,詩人看到自己、也看到別人,一樣的虛弱孤立。
楊牧紀錄片《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相對於才智傾向分析、選擇、算計、分類,濟慈說:「我對什麼都沒有把握,只除了對心靈情感的神聖性和想像力的真實性。或者就像那果敢的戈奧迭(Cortez),以他 蒼鷹之眼注視太平洋――當所有水手 都面面相覷,帶著荒忽地設想―― 屏息於大雷岩(Darien)之顛(〈外國文學〉) 楊牧認為自己發現外國文學的激動,更甚於濟慈所提的觀星者與航海者的興奮,而且其中除了快樂,更有悲傷。當校長宣布不准說臺語,憤怒與騷動的行列中,歷經大戰前後的在地音樂老師,突然走出行列,隨著這身影,眼光愈來愈遠,越過一排古舊的校舍,更遠是綿延的大山,奇萊山、大霸尖山、秀姑巒山遠遠俯視操場上的我們,「聽一個口音怪異的人侮辱我們的母語」。楊牧以濟慈的〈初讀查普曼譯荷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類比自己初識外國文學的驚喜之情。
1816年10月的一個夜晚,濟慈拜訪從前的教師克拉克先生,克拉克取出查普曼翻譯的《荷馬史詩》,念出一段,之後兩人輪流朗誦,徹夜不息,直到天明。(1818年2月19日) 在濟慈的理想裡,詩人不是為了管理題材而寫詩,不是為了讓人讚嘆豔羨而寫詩,也不應該為了擺佈讀者而寫詩,而是為了描繪未知的、未預設立場而處處生機的遼闊幅員。
沒有抱負的抱負,面對譴責和埋怨而懦弱――沒有勇氣的勇氣。文:鄭毓瑜(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楊牧全集》序:仰首看永恆——《奇萊前(後)書》中的追憶與抵抗(上) Negative capability:完整的空虛 奇異陌生,開始於更早的一個漫漫無盡的冬天。
還有無數「疲困到了極點的陌生人」,一些不能理解的禁忌,以及「萬萬歲」的口號標語。我們所應做的是像花兒那樣張開葉片,處於被動與接受的狀態――在阿波羅的炯炯目光下耐心地發芽成長,並從每一名過訪我們的尊嚴昆蟲獲取靈感――它們帶來如肉的養分,如鮮飲的露水。
一個困惑、空洞、不快樂的年代。透過所有相連屬的情境因素,詩人可以想像並在詩中生成任何事物文:郭育誠 吃白米飯造成體重增加,這是真的嗎? 科學漢醫:肥胖是代謝失衡造成,不是白米飯。如今秘密解答了一部分,美國《流行病學期刊》的研究顯示,五七二個健康成人記錄他們四年來的飲食和運動內容,再測量BMI,結果發現,吃低升糖指數的澱粉類,並不會造成體重增加(康健雜誌148期,2011)。
可惜的是,一般人總以錯誤的烹調結果來否定白粥的功效。所有組織與腸胃道不能處理的代謝物都送到肝臟,比如化學合成藥物、無氧呼吸產生的乳酸、異類的氨基酸(非人類必須的二十個氨基酸)與過氧化的脂肪酸。
偏盛的肝火不能直瀉,偏虛的肺氣也不能直補。流通量提高就成了高血糖與高血脂。
台灣盛產稻米,價格低廉,二十多年來台灣人日常食用白米的量越來越少,據統計只剩下一半的量,那麼所需的另一半熱量從何而來,轉成消費「其他的食物」,「其他的食物」所創造的經濟利益當然遠大於米飯,所以麥當牢、啃得雞、糠師傅、渴口可樂大發利市。不幸的是,消費者付出的不只是大把的鈔票,可能還有寶貴的健康。